美东时间11月17日，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下属的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（ＣＩＴＡ），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、袍服及胸罩实施纺织品限制措施。该措施一旦正式生效，上述三类产品的进口，将只允许较前一年增长7．5％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，自2001年以来，中国对美出口的这三类产品中，袍服增长了905％，胸罩增长了382％，针织布则增长了28000％。

　　准确地说，这项限制措施目前还只是美国政府提起的一项请求：向中方提请重新设限磋商。按规定中方需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安排磋商，磋商期限为收到请求后90天内。若期限结束仍无结果，美国可以单方面采取限制措施。

　　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一旦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式启动，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各ＷＴＯ成员国之间的仿效风气，从而对国内纺织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，并可能在长期内影响该行业的结构调整。

　　近几年来，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断产生龃龉，但在实践层面，国内上至相关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，下至利益直接牵涉其中的众多企业，都未能设计出一个更透明、更易操作的应对程序。而针对2004年美国大选前反复出现的这股“贸易保护主义”浪潮，一整套更灵活、更有开创性和执行力的应对机制，恰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最为迫切需要的。

　　细解此次纺织品受限事件，在有关纺织品贸易纠纷的信息发布程序上，似有不够及时、透明、公开之嫌。这次风波表面上是“突如其来”，其实早已在酝酿：2002年9月5日，代表了美国36个州的纺织业从业群体利益、由17个行业协会组成的“纺织行业联盟”，通过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（ＡＴＭＩ），向ＣＩＴＡ正式提出申请，试图首次启用“纺织品特别保障机制”，对我国包括针织布、胸罩、袍服、手套、布织箱包共5类纺织品提请重新设置配额。

　　代表着1500多万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从业人士利益的部分行业协会，为此也几次率团前往美国开展了沟通、解释工作。可惜这段时期内，公众从行业协会这一管道，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。

　　而信息交流上的不及时、不主动、不充分，正是以往中国对外贸易纠纷屡屡被动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　　本报曾于去年12月、今年7、8月份，对正在快速发展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，做了长篇报道。当时的一个事实是，众多本应负起召集纺织企业、进行充分的对内对外信息沟通、有效协调国内利益团体一致行动等重大职责的行业协会，在巨大而急切的公众信息需求面前，往往选择了“闭门会议”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美国的利益团体，开展游说活动无疑是富有效率的：去年9月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内，“纺织行业联盟”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，不断发动各自所在协会的数以十万计的会员，向其所在地区的参、众两院的议员们写信或发电子邮件，游说他们尽快通过限制申请。

　　11月17日，是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项申请的最后期限，纺织行业联盟的游说活动，也在10月29日达到了一个高潮：当天有代表了36个州的165名美国参、众两院议员联名写信，督促美国政府启动特别保障机制。

　　这个事例，强烈支持了一个常识：信息渠道的畅通、透明与否，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贸易机制是否健康、透明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国内在对整个外贸行业的管理上，存在着权力过度分散、职责不明确、管理混乱的局面。举个为人所熟知的例子，直到现在，就美国两大可乐公司的浓缩液定价问题，还要接受相关部门和多个行业协会的“指导”。

　　问题的症结在于，虽然原则上已经非常明确，要将政府权力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，但现在的实情是，仍有众多大大小小的行业协会，或明或暗代行着“政府”的权力。而无论从技术层面，还是从管理机制上，这些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各司局的行业协会，仍多少残留着旧体制的烙印，无法真正承担起市场经济中亟需的反应灵敏、执行有力的中介组织的使命。

　　在新一届政府力倡的务实精神推动下，商务部等部门为应付对外贸易纠纷激增的新形势，通过设立产业损害调查局、公平贸易局等新机构，有效地集中了原本分散的管理权；另一方面，现实也在更强烈地要求政府，目光向下，更深层次地放权，将原本属于企业的权力，交回给企业。

　　对于刚刚开始调整定位的一干行业协会来说，或许它们应该学习这样的例子：就在不久前，一个由温州打火机厂家等自发组成的温州烟具协会，在商务部新组建的公平贸易局等机构的协助下，牵头集体胜诉了欧盟反倾销一案。